人生可燃烧或腐烂。省略了阳光，腐烂的大门就会敞开；拥抱着光明，生命终将铸炼成一道亮丽的风景。   ——题记

      模糊中，一条皮带的形象显得待别清晰。那是很小的时候了，客厅北面墙上正中的地方挂着一条皮带，暗褐色的，带身很粗糙，头扣上长满铜绿，与整个客厅的布置很不协调，经常会有一些客人建议换成画或字什么的，爷爷就是不允许，末了还要重重地说上两个字：镇宅。我不懂什么叫“镇宅”又不敢问爷爷，因为从他的眼神中，我看出了从来未见过的内涵。

      爷爷是一个很记旧的人，青春岁月走过来的零乱记忆，他都整理得很好，常常在茶余饭后自豪地跟我说，当年他是如何参加革命的，如何干地下工作的，如何系上这条皮带跟敌人周旋的。一切的一切，仿佛就在昨天发生，历历在目。听着爷爷的故事，我想告诉他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这话还在喉咙里打转时，又生生地被我咽下去了，因为爷爷开始变得越来越兴奋了，他那多年来佝偻的身躯却坚挺起来，说到“我们党”时，是那样的骄傲，眼里闪烁着逼人的光芒。

      爷爷小的时候没有读过书，那时私塾是穷人的孩子享受不起的消费。爷爷最高兴的事是骑在牛背上对山歌。爷爷能够用普通话唱的歌只有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”这一首。每当夏天的夜晚，爷爷就会打着莆扇，在院子里抑着头教我唱，神情非常专注。爷爷的普通话很本地化，歌词从头到尾唱准的确实不多。但那嘶哑的歌声中，不乏震撼人心的音乐韵味，充满着苍桑之后的自豪。

年幼的我读不懂这时的爷爷，常常笑爷爷不会唱“你是风儿我是沙”。爷爷听了以后，总会瞪起眼睛，脸上象涂了一层厚厚的秋霜，刺得我不敢仰视。于是，爷爷转到客厅里，肃穆地站在那条皮带前，凝视着那条皮带，一语不发，一站就是个把钟头。周围的空气就象凝固了似的，我的心被压抑得发慌。

      我越来越惊讶于这条皮带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偷偷地把它取下来，准备探究一番。由于担心被爷爷发现，慌乱中却把皮带折断了。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股怒火在我的身边燃烧。不知什么时候已在我身后的爷爷，扭曲的脸上写着巨创之后的伤痛烙印，重重的一巴掌毫不客气地停留在我的脸颊上，火辣辣的感觉不等我叫出声音，便见到爷爷默默地捧起皮带，站到庭院里的太阳底下，混浊的泪珠从眼里滑落，滴在了皮带上，在阳光中闪着晶莹的光亮。

      过了许久，爷爷开始了说话，那苍老的语言缓慢又沉重。爷爷说，这条皮带是他17岁加入共产党时，一位浙南游击纵队的连长送给他的。那位连长虽然年纪也很小，但是作战很英勇，令敌人闻风丧胆。在一次部队子夜突围时，坚持要一个人殿后，把敌人引诱到了另一个方向。黎明时敌人发现我大部人马已转移，吼叫着要连长投降。连长站在敌人的包围圈内，从容地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。从那以后，爷爷就把这条皮带供奉起来。从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，爷爷先后搬了三次房屋，每次都把皮带挂在客厅中最显眼的位置。

我呆呆地站在爷爷边上，爷爷的话很有穿透力，洞穿了我的愚昧和肤浅。我对那条皮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敬畏，也无以复加地敬重着爷爷。

     几天后，爷爷病了。爷爷带着两截皮带进了医院。在医院里，爷爷的手始终没有离开那两截皮带，嘴里喃喃着：“皮带、皮带……连长，我加入……共产党……” 我知道处于昏迷状态的爷爷在回忆过去的往事，回忆与皮带有关的点点滴滴。爷爷的心漂在挚情的海上，记忆就象珍珠一样散落这心儿的扁舟上，一切都使得无法遗落，也不可磨灭。我吮吸着深深的悔恨，在绝无仅有的内疚中期盼着爷爷旱日康复。

      终于，爷爷出院了。那天，我用几年来积存起来的压岁钱买了一个锦盒，送给爷爷珍藏那两截皮带。爷爷见了，笑得象一朵秋天的菊花，欢乐填满了每一条皱纹。然后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，一只用力一挥，说我懂事了，长大以后也要让这条皮带把我的心栓在共产党的大船上。

      爷爷的话很朴素，没有丝毫做作的味道，这也许是出于本性的真心。这几年以来，我一直都在体味着爷爷的话。现在，我看爷爷，就象着雪后的青松，风景依然这边独好。